本报评论：用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而农业强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科技装备强”。笔者认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引擎，生态环境科技工作者也要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科技赋能，共同守护绿水青山、果甜稻香。

中共中央、国务院历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无一例外都提及了农村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农村环境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城市环境污染相比较，农村环境污染更分散，治理难度也更大。农业面源污染没有明确排污口，污染物在土壤和受纳水体中的运移往往时间上随机、空间上不确定，因此难以把握。

农村环境污染中最棘手的土壤污染，与显而易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废污染相比隐蔽且滞后。污染物质在土壤中也不像在大气和水体中那样较容易扩散和稀释，而是不断积累，很难靠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消除。而且，土壤污染物不仅存在于土壤本身，还会富集到农作物中，直接影响食品安全，对人畜健康的影响往往在污染发生后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例如日本被镉污染的水灌溉稻田导致的“痛痛病”，从开始污染到出现症状，再到发现病因，中间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损失无法估量也无法挽回。

仅靠切断污染源很难恢复土壤污染；传统上处理土壤污染常用的换土、淋洗、生物修复、固化等方法成本高昂，受污染土地需要闲置多年才能耕种。例如伦敦2012年奥运会场土壤修复工程用两年时间才修复了66万吨土壤，造价2亿英镑，折合每立方米修复成本约3030英镑。日本用“客土法”修复被镉污染的耕地，即向污染土壤中添加洁净土壤、降低污染物的浓度或减少污染物与植物根系的接触，花了30年时间和高达407亿日元的费用。

前车之鉴启示我们，我国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再转嫁的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两山”理念论证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实现科学、有序的高质量发展。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业领域，保持生态平衡和治理环境污染，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用科技赋能农村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

近些年，在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和科技自立自强目标驱动下，我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自主研发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例如土壤重金属原位钝化技术，是利用自然生物副产品高温水解产生的大量羧基、羟基、氨基、巯基等具有强络合性的有机官能团，将重金属离子固化稳定，形成金属有机分子络合物，原位钝化在土壤中，并通过与金属离子发生的螯合作用“层层包裹”重金属离子，促使重金属离子从游离态向有机络合大分子态及残渣化转换，显著降低重金属离子的迁移能力和生物可利用性，使重金属离子难以在植物中吸收和富集，阻断或有效减少重金属离子对动植物、微生物、水体和人类的有害影响。通过原位钝化的“锁定”和螯合作用的“阻拦”，不仅不需要花高价换土淋洗，而且对作物生产周期没有影响，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益。

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对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作出了全面部署，也提出要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科技支撑、加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也是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要的服务支撑对象。提升生态环境科技自立自强能力、通过科技创新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能够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高效赋能，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满足新时代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