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文章：促进居民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多元化激励手段尤为必要

我国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4年来，多省市报告了垃圾分类政策推进取得的积极效果。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介绍，2022年全市可回收物分出量增长1.7倍，有害垃圾分出量增长13.6倍，湿垃圾分出量增长67%，干垃圾清运量减少23%。

强制性的分类政策取得了较高的公民认知度，发挥了应有的行为规范功能。但随着政策执行从教育期、监督期逐步转向常态化管理期，部分城市居民的政策规避现象逐渐显现。虽在主观上表现出愿意配合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但尚未固化为分类习惯，在无监督的状态下仍会出现混合投放、错误投放垃圾等行为。基于这一现状，在强制性政策之外，采用多元的激励手段以支持垃圾分类政策的持续性实施，变得尤为必要。

笔者认为，要促进全民共同参与、主动参与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就必须在利用政策导向性作用的同时，凝聚政府、社区、企业、社团、民众等多主体的力量。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政企协作将实物激励转为经济激励。在垃圾分类政策推广期，相关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制作分类垃圾桶、垃圾袋，通过发放垃圾袋、发放纪念品等方式，激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工作。之后有地方政府试点推出碳积分、绿色积分平台，鼓励居民登记垃圾分类行为，换取积分，然后在平台中兑换商品。这类积分兑换式的激励能发挥积少成多的效应，但可兑换商品有限、登记烦琐、缺乏实时激励，也使得部分居民中途放弃。在垃圾回收环节中，引入垃圾处理企业作为中介，能使激励措施更直接、更高效。

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或为绿色低碳企业提供补助的方式，鼓励企业与社区垃圾回收站合作或直接上门入户，参与到垃圾分类回收工作中，从源头和每户居民对接，让居民能在每一次集中回收的行为中得到具体的物质奖励，从而形成垃圾分类的行为习惯和决策惯性。企业虽然增加了回收环节的投入，但可通过精细化分拣增加资源回收收益，通过政府补贴补助和碳交易扩大收入来源。企业作为中介积累了可回收垃圾资源和垃圾分类带来的碳减排额，统一兑换成可观的收益再分配给居民，居民会因实时激励的获得，更愿意参与垃圾分类活动。

二是成本共担将社会责任转为个体责任。长期以来，垃圾分类政策的推广推行有正向激励但无惩罚措施，这导致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者为不参与者买单。居民垃圾投放可参照工业垃圾、污染物排放规则，引入一定程度的“谁生产、谁付费”模式。对居民未分类的垃圾投放进行计量收费，由其自行承担垃圾混投带来的人工分拣或低效处理成本。这样能强化居民的责任意识，以负向激励倒逼其承担垃圾分类责任。

三是多主体参与将行政监督转为社会监督。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需要居民改变长期以来的垃圾投放习惯，非常需要宣传教育的配合，以及持续性的监督，才能让居民形成新的习惯。假如安排社区、街道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无疑增加了基层部门的工作负担，使这项工作难以为继。而发挥环保组织、公益志愿者、垃圾回收企业和组织的力量，则能够以更低成本实现更可持续的监督，通过社会引导和群体导向鼓励更多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