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M支持还是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陈迎认为，以科技伦理审查引导“气候工程”向善

“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这一《巴黎协定》确立的目标或将无法成为现实。10月19日，在零碳智库“全球气候合作与治理对话”主题论坛上，多国学者在线研讨了这一议题。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最新报告，即使在温室气体排放量最低的情况下，全球气温极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上升1.5°C甚至更多。这将给人类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风险，并威胁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

在此背景下，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如SRM（太阳辐射管理）。这项技术旨在将一部分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以限制气候变暖，属于“地球工程”的一种，类似的技术还有CDR，即二氧化碳移除。

IPCC的研究显示，此类技术虽有可能减少气候变暖，改善某些气候灾害，但却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可能给人类和生态系统带来新的风险。

“做有风险，不做也有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陈迎在论坛上表示，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危害非常强烈，预计未来这种趋势仍将持续，我们会看见越来越多的冰雪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对于一个两难境地的衡量，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

事实上，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正高度关注SRM技术，而其所采用的概念是气候工程。据陈迎介绍，早在2010年，UNESCO就曾发布过一个关于通过“海洋施肥”阻止全球变暖的研究报告；2017年，UNESCO又发布一则关于气候变化伦理原则的声明。“2022年，我加入UNESCO下设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之后不久，委员会就将气候工程的伦理问题研究列为未来两年的重点工作，并起草了一份关于气候工程伦理问题的报告。”

报告起草的过程确实存在很多争论。比如，对气候工程伦理问题范畴的确定，是只针对SRM还是把CDR也包含进去？最后报告将这两种技术都包含了进去，聚焦这种不成熟的、存在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尤其是滑坡的风险和道德的风险。

又比如，应秉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这是伦理观的问题。当代人对于后代人是否有更多的责任去维护地球的安全，这是代际伦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差异性与风险的问题。很多政策会让一些地方和人群受益，而让另一些地方和人群受害，所以同一个政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在讨论气候工程伦理时这些问题需要考虑。

最后报告也给出了一些建议。面对气候工程伦理问题，首先要进行开放的、负责任的国际合作；其次要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行动展开持续监测，既包括减缓、适应的举措，也包括SRM和CDR。此外，针对SRM技术还要区分出它的不同层次。

“新的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尽管目前无人敢支持SRM大规模实施，但对于这项技术的研究探索仍然很有必要。它是人类最后的‘一剂猛药’，有风险，但可能又是最快为地球降温的无奈选择。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它背后的影响。”陈迎说。

在国际治理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各国通过政策和立法加强自律，制约SRM等类似技术，是一个可行途径。在“科技向善”的理念之下，我国政府已开始加强对于科技伦理治理问题的重视。

2022年3月，我国出台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其中就强调，科技活动应客观评估和审慎对待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的风险，防止科技成果误用、滥用，避免危及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今年10月8日，我国十部门又共同印发的《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规定，“不直接涉及人或实验动物，但可能在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公共秩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伦理风险挑战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审查。

“这样的审查机制完全可以适用于国内地球工程、SRM等存在争议的科技活动。”陈迎表示。